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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陛下以今日所为，不知终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否，臣愚窃恐终不能也。……虽荷圣恩，然疾病衰惫，耗心力于薄书期会之故，已觉不逮，但目前未敢告劳。然恐终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。”上默然良久，乃曰：“朕欲卿录文字，且早录进。”

这是熙宁五年正月，王安石与宋神宗赵顼的一次对话，被王安石记在他的《日录》里。

在王安石五年的宰相生涯中，曾多次提出过辞职。每次辞职，宋神宗总是再三挽留。他曾说：“朕与卿相知，近世以来所未有，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，形固不足累卿；然君臣之义，固重于朋友，若朋友与卿要约，勤勤如此，卿亦宜为之少屈。朕既与卿为君臣，安得不为朕少屈？”言辞之殷切，简直像溺水人想抓住唯一的浮木。

而这一次，王安石没有提出辞职，也没有以往那种强硬词锋。一句话中，竟然说了两个次“终不能”，都不像人们通常印象中那个总是刚健笃定的“拗相公”了。他只是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衰惫，以及对自己和神宗变法事业未来的无望。

王安石曾经多次当面指责宋神宗对变法事业的不坚定：

“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。然陛下尚不能无疑。如此事尚未异论所惑，则天下事何事可为？”

“人言所以致此，由陛下忧畏太过。”

“小人敢无所忌惮者，陛下当求其所以然，此不在他人，在陛下而已。”  

其疾言厉色，哪里像臣下对皇帝，引得当时和后世一大波道德君子的批评。

而宋神宗从不生气，总是默默地听着，甚至是笑着，然后出言安抚王安石。 

可当王安石已经倦于这样的督导指责，对他的未来不再抱有希望了呢？ 

“上默然良久。”他只有沉默。

在君臣二人共处的沉默里，宋神宗可能会想到很多事。

他从小就是个谦恭有礼的孩子，讲读时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，即是大热天，也不用扇子。  

做颖王时，有一次得到一个时髦靴子，被属官指责后，便面有愧色，立刻叫人毁掉。

他喜欢读《韩非子》，曾手抄一本，被侍读发现后，就说只是给府里增加一本藏书罢了，并非我喜欢。  

当了皇帝后，每次入事两宫太后，总是恭敬地站着，寒暑不变。

《宋史》是以称赞的口吻记录这些事的，因为这是谦抑、是敬畏，是儒臣心中的美德，也像极了很多现代人心中的好孩子。

这些人看不到或者无意看到，神宗在很小的时候，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，已经学会了压抑和隐藏自己的喜好。他不敢把真实的自己展露在外，因为每次这样，外界对他的反馈都是负面的。可如果一个人不把真实的自己呈现在外，与现实世界互动，如何形成对自己的信任感呢？ 

神宗很会看人，早在十二三岁时，就知道王安石，一即位便选择了王安石辅佐自己。神宗看中的王韶，为宋朝拓地两千里，招抚蕃族三十余万帐。可也是他，曾经想废除青苗法，在王韶被诬陷时不信任。这种不信，与其说是神宗不信王安石、王韶，不如说是他不信任自己的判断，不自信。

王安石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经常鼓励他： 

“陛下天资聪明，群臣上殿，陛下考察其才，十得八九，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，载籍以来殆少及陛下。”

“天锡陛下聪明旷绝，如拔王韶于选人以治边，韶材果可以治边；拔程昉于近习以治河，昉果可以治河，乃天锡陛下聪明旷绝也。”

即使被王安石这样的牛人反复夸赞，神宗还是不自信，经常对政令不敢坚决执行，以至于反对政令者照样在朝廷占据高官要职。

这样性格的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开启了影响千年的熙宁变法。这是这个谦恭的“好孩子”一生最大的叛逆。“好孩子”一旦叛逆，往往是程度最深的。因为他们压抑太久，太想好好践行一下自我意志了。可在这过程中，他始终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决策，以至政令不坚，变法未能完全达到效果。他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，让千年之后的人看到了他试图突破性格桎梏，想要有所作为的努力。但他一生并没有战胜由这性格所影响的命运。

熙宁元年的夏初，刚即位不久的宋神宗召见王安石。在王安石说唐太宗不足法，希望他成为尧舜时，他说：“卿可谓责难于君矣。然朕自视眇然，恐无以副卿此意。卿可悉意辅朕，庶几同济此道。” 

王安石清楚在苟且因循的社会中，变法的激烈和残酷不啻于一场赌命的战争，所以一开始，他就拿出了必须要胜的觉悟。而神宗却在开始就没敢想过成功。这段和王安石并肩作战的岁月，可能是他回顾短暂一生时少有的感到幸福的时刻。

因此，他总是很想挽留王安石，想要把这段岁月延长，再延长，可他也知道，自己最终无法挽留。

于是在熙宁五年正月这次长久的沉默之后，宋神宗对王安石说出了最后的请求。 

“朕欲卿录文字，且早录进。”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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